由于某些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周三晚上本本挂了,开机后电源灯亮,但主机只是音象征性地响了响,屏幕并无显示。
自己折腾了会无效,开始拨打24小时客服。我对于华硕的客服有着相当大的好感。本本曾经因为相同的原因送修,结果当场1分钟不到就搞定(orz),而且Asus的客服7*24小时提供服务。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客服的办法无非是Reset,这个我也会,被纠正了方法重新戳了那个小洞N次无效后,我决定送去检修中心。
周四早上送到维修中心,不过自检,机器留下接受进一步检测。
周五晚上父母照例打电话过来,我通报了笔记本的事情。不料,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批评。
父母:“为什么不带回来?”
我:“坏了我就送检修中心了阿。”
父母:“可以找XX亲戚修啊。”
我:“这个本来就是应该找维修中心阿。而且我已经送过去了。”
父母:“他们怎么说?”
我:“在等消息。说要进一步检测。”
父母:“你就打电话过去要回来。带回家,找XX亲戚修,当天就好,周一就能带回学校用了。干什么送维修中心呢?直接找xx亲戚不就行了。”
我:“人家现在下班了。”
父母:“那你明天就去拿回来。跟他们说不要修了。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找XX亲戚。”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考虑过XX亲戚。虽然他在维修电脑等硬件上确实有点小本事,家里的台式机不知道被他鼓捣过多少遍,历经7年的寿命依然能满足我们一家三口基本的电脑需求。但是,当本本出了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却是打给客服。如果一定要再采取措施,我想我可能会google或baidu相关的症状而不是打电话给这个亲戚。
在我的概念中,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这条脉络叫做笔记本损坏应对措施:自我检修—客服电话—维修中心。这是购买机器的第一天阅读完厂商附送的用户手册后就深深建立在我脑海中的东西。我了解他们的整条流程,并且把这个流程定义为“应该执行”。
在父母的概念中,也有一条脉络:损坏—维修—找谁修?大脑搜索后定格在xx亲戚上。因为1)他是亲戚,肯定不会坑人;2)他曾经修好过电脑,技术也能过关。
我们两代人的思路都没有错。父母的思路更接近于传统的社会观念。外人维修因为是“外人”,难免不会坑人,而亲戚就不同了,血浓于水,亲人的力量使得这件事情变得简单又方便。如果追根溯源这个思维模式,可以发现,里面含着儒家最最基本的“别爱”。家庭之爱、族人之爱、邻里之爱,都是随着血缘关系的淡化而逐步降低。或者说,他们相信,感情可以超越制度成为解决问题更好的办法。
我的思路则反映出另一种观念:对于“法”的遵循。在本本遭到损坏后,我走的一系列步骤都是官方的公开的“正规”办法。这个办法可以在官网、客服等一系列公众性的地方获得。我信任这个“法”,相信这个“法”会得到严格的执行(技术人员维修),最后获得所期望的成果(维修成功),即使因为“法”的执行,我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付钱),但因为对于预期结果的肯定,也愿意接受这部分代价。而亲戚虽然曾经修好过别的电脑,但这只能所谓一个例证。不存在一个完整的制度来让我理解为什么交给他能带给我更好的结果。相对之,这个“法”是清晰可辨的,即使最终我对于结果不满意,我也可以通过另外的途径(投诉)取得我要得结果。换句话说,我相信一个完整的制度设计能代替脆弱的“感情纽带”给我更好的结果。
完全两条道路上的思维。很奇怪父母那代经历了文革这段道德崩坏时期后还能报有如此纯朴的信任,或者说能从另一个视角窥探出血缘纽带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之深。兄友弟恭,父严母慈,由孝及忠,以理治政,用政理法,一整套制度缓缓地运行了几千年,终究不是发生一些事件就能简单动摇的。只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家族内部血亲的联系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显得越来越淡漠,三口之家的组成模式(有时加四老)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流。我们这一代开始或者说70s后更信奉西方严谨的制度设计,相信民主的政治、公开的法律能带给我们更好。严密的法律设定,独立的司法系统,民主的政治体系——说白了,就是美国的那套。我有时候想想也有点怀疑,200多年的历史就真能证明这套体系真能够非常完美吗?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也难说的很。






